杨国英

　　可以想象，假如我国正式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，那么一股官场“离婚潮”将随之而至—据日前媒体报道，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，虽有多名官员表示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，但也有极个别官员称，自己如果公开家庭财产，妻子将会选择离婚，因为“其妻所在机关福利优厚，公开家庭财产等于‘把妻子单位往火上烤’”。

　　该官员暗含自清之嫌的上述言论，传递出两重信息：其一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巨大，不仅源于官员自身，还源于官员妻子、子女等亲属；其二，即使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，亦可通过离婚等手法予以变通规避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两重信息，很大程度上，也代表了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反对或不支持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由。这种为民意舆情所不齿的理由是，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，即使自己“身正”，但会涉及到家庭其他成员的隐私，对家庭其他成员会造成伤害；此外，通过离婚等手法可以变通规避官员财产公开制度，如此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实践层面可能会沦为“空谈”，并且还会由此大幅增加制度本身的核实成本。

　　正是对既得利益群体上述理由的过于迁就，不仅致使我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延拓近20年之久(1995年中央即出台《关于党政机关县(处)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》)，还造成我国与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为“阳光法案”的国际通行反腐做法过于脱节，更导致我国运动式反腐日渐陷入“越反越腐”的治乱循环之中。

　　固然，我们应该看到，近年来我国部分地方已逐渐试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，我们还应该认识到，运动式反腐之于“表叔”、“房姐”层出不穷的当下中国，具有矫枉过正的阶段性合理性。但是，深入洞察，我们即会发现，当下部分地方试点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，不仅不具有全面性(往往仅针对科级以下官员)，还不具有透明性(往往是暗箱操作式的“公示不公开”)，更不具有公正性(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竟然滞后至今)，而在这种结构性阻碍之下的部分地方试点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，除稍具遮人耳目的功效外，实质意义近乎全无。

　　再论运动式反腐，尽管自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，我们欣喜地看到众多贪腐官员纷纷中标落马，严查公款吃喝之风更于春节前闪亮登场，但是，反观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反腐史，这种运动式反腐往往仅能收到阶段性矫治之效，而无法取得制度化根治之效。虽然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，“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。”但是，在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的反腐理念之下，如果缺乏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理念支撑，那么运动式反腐显然只能收到惩戒作用，而无法取得更为根本的防范和保障作用。除此之外，相对缺乏制度支撑的运动式反腐，其过强的人治色彩，还会造成执法弹性过大、以及选择性反腐等负面作用。

　　之于当下而言，部分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试点，必须在实质层面上加速推进，改变过于谨小慎微的现状，以尽快为全国范围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，形成可操作性的试点样本。而运动式反腐亦须在取得阶段性矫治之效后，尽快通过包括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内的反腐制度体系，取而代之形成制度性反腐的全新格局。

　　诚然，在官员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大既得利益群体的既成事实之下，为了减少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强大阻力，以避免过于理想化推进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，我们有必要形成一定程度的默认机制。而这种默认机制究竟采用何种技术标准，是数额论(一定额度以下的贪腐不予追究)、还是节点论(一定时间之前的贪腐不予追究)、抑或是宽恕论(退还贪腐款项的不予追究)，我们固然需要广泛征集民意、并借鉴他国案例，但是这个酝酿的过程，我们不宜久拖不决，而应秉持“在实施中完善”的思路，尽快在全国范围出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。

　　官员财产公开是制度化反腐的关键前提，缺乏以此为依凭的反腐，不仅无法形成健全的反腐制度体系，更会造成“越反越腐”的治乱循环，而对其进行真实推进，则不仅需要智慧，更需要勇气。

　　(作者系财经评论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