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州通上市后，刘宝林及其弟弟刘树林、刘兆年三兄弟身家超过了150亿元，一跃成为湖北首富。风头劲，但低调依旧。

　　12月24日，鄂企上市媒体座谈会在九州通举行。副董事长、董秘刘兆年代表三兄弟，结合公司的发展，畅谈了他们的财富观。

　　“我们没有想过当首富”

　　面对“首富”的称呼，刘宝林一直保持低调。刘兆年解释，称呼是社会给的，没有必要过多阐释。“在公司内部，在我们兄弟之间，都极力淡化首富之称。从创业到现在，大家都没有想过当首富。”

　　“是不是首富，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。”刘兆年说，一天只吃三顿饭，睡觉只要一张床。创业初期，他们吃过包子馒头，睡过简陋的硬板床。公司做大了，除了必须的应酬外，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公司食堂吃员工餐。“更多的时候，更愿意回家做饭吃。”

　　他还举例，李嘉诚当香港首富多年，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。“做企业的人，钱多了，也不可能去肆意挥霍或花天酒地，更多的是如何将公司进一步做大。”

　　“一夜暴富最终不能持久”

　　现在社会很浮躁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在高压力下都渴望一夜暴富。

　　“财富是个逐步积累的过程，没有人能够一夜暴富。”刘兆年说，追求财富没有捷径可走，任何靠侥幸获得一夜暴富，最终不能持久。

　　以九州通为例，2004年，公司战略扩张步入了最关键时期，急需大量资金。而这一年，国家突然银根紧缩，九州通原本计划的贷款量大幅减少，公司的现金流断裂。

　　当时，不少厂商提出，不给钱不发货，这把三兄弟一下逼到了“绝境”。“当时我们每天都睡不着觉，时刻都在想如何去筹钱。”刘兆年回忆，那是公司最惨的一年，差点就没熬过去。从2004年到2006年，他们没有对外开一家店。

　　也是从那年起，兄弟三人开始转变思路，引进风投。同时，他们吸取教训，绝不盲目扩张，有计划有节奏对外发展。

　　淡化家族制，公司是社会的

　　家族制是中国民营企业绕不开的一个字眼，九州通也不例外。从1992年开始创业到现在，从高管到员工，来自刘宝林家乡应城的人就多达几千人。

　　“公司内部绝对淡化家族制，唯人才至上。”刘兆年说，创业初期是以家族成员为主，但公司做大后，开始逐步建立职业管理团队，包括家族成员在内的任何一名员工，都是根据能力大小分配职务。

　　他介绍，当初很多为企业做出贡献的人，由于文化素质、管理经验跟不上，都不再担任重要的管理岗位了。“我就是一个典型。”作为刘宝林的弟弟，刘兆年2008年11月之前担任集团公司的总经理。后来公司发现上海的陈应军能力比自己强，于是刘兆年主动让贤，推荐陈为总经理，自己则选择了更擅长的董秘一职。

　　在九州通总股本中，刘氏三兄弟占了60%以上，创始人股权非常集中。但刘兆年说，“不能老想着公司是我们的，那就麻烦了，肯定做不大，做不强。公司上市后就应该是公众的，社会的。”

　　对话刘兆年：

　　从学者到商人我更喜欢学者

　　在采访中，刘兆年一谈起学校便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。按他的话说，“我是‘被逼着下海’，现在已无法脱身，但从内心而言，其实我更愿意做一个学者。”

　　教师“被逼”下海

　　今年50岁的刘兆年比刘宝林小7岁，1977年，他便成了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民商法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到郑州大学教书。后来又攻读了人民大学的硕士、博士，并留在人大教书。

　　1999年，国家开放了医药流通领域，九州通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。此时，刘宝林力邀博士学历的弟弟“出山”，帮助公司建立、规范的一个现代化企业体系。

　　“我当时也觉得应该帮一下，于是离开了学校，来到哥哥的公司。”想起那一段往事，刘兆年笑称，自己当时想的是只要完成了使命，就离开生意圈，重新返回学校。

　　没想到一干就离不开了，公司的发展之快超出了他的想象，现在又位居高管之位，更让他不能轻易离开。

　　人生价值不全是金钱

　　尽管位居上市公司高管，但刘兆年坦言，从内心而言，他更喜欢学校的生活，相对简单，做的事情也单一。

　　很多人认为他从学者到富翁，什么都有了，人生价值得以实现了。但他反对说：“人生的价值不能只看钱，成功的定义是多方面的。”

　　如今，刘兆年还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家组成员，担任着经济法教材的主审一职。“当哪一天公司发展已经不需要我了，我还会选择回到学校。”